禮贊九秩，傳承初心丨難忘的歲月——丁鷺飛

編者按：百年征程波瀾壯闊，九秩西電風華正茂。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院起源于1952年創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通信工程學院的雷達工程系，是國內最早開設雷達、微波天線、電子對抗等專業的院系之一。經過70年的建設發展，形成了鮮明的電子與信息學科特色和優勢，在雷達、天線與微波、信息安全、人工智能等領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標志性成果，培養了一大批院士、高級管理者、專業領軍人才和三萬多名相關領域的優秀校友，為國家建設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。

近年來，電子工程學院傳承西電紅色血脈，積極營造“立德、精業、創新、引領”的辦學文化，在建校九十周年之際，學院開辟“禮贊九秩，傳承初心”專欄，系列報道數十年來各專業開拓者、學科建設者、突出貢獻者的事跡材料，展現學院前輩為國奉獻、砥礪奮進的情懷與擔當，并以此激勵全體電院人團結拼搏、奉獻一流，為建黨百年和建校九十周年貢獻電院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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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鷺飛：難忘的歲月

 

■ 現場采訪：劉建偉/陳彥羽 文字整理：陳彥羽

丁鷺飛，女，漢族，1934年2月生，江蘇睢寧人，中共黨員，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院教授。1952年2月，由大連工學院電訊工程系轉至張家口集體參軍入伍，繼續在軍校學習，1956年5月畢業于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雷達工程系（電子工程學院前身）。畢業后留校，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，任職期間，曾擔任教研組組長、課題組組長、雷達工程系主任等職。1997年退休，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。

記者：丁老師，當年您報考時的制度是怎樣的？當時對電訊的認知很少，您為什么選擇了這個專業呢？

丁鷺飛：我們當時報考的時候是全國分幾個考區，華東東北區就是東北的學校和華東的學校在一起考，一個考區里可以報1-3個志愿，各區發榜的時間都不一樣。當時我在杭州上海這一帶，既可以報一個華東東北區的，又可以報一個華北區的，我兩個都報了。我考了以后，華東東北區先發榜，我被大連工學院錄取了，大連工學院是大連理工大學的前身，最早是大連大學，后來工學院變成大連工學院，醫學院變成大連醫學院，還有一個外語學院。當時大連工學院就把發榜的名單登在了報紙上面，看到報紙，就知道被錄取了，同時通知什么時間集合報到，報到之后就將新生集體乘火車帶走。我到了大連之后，華北地區也發榜了，母親告訴我清華的錄取通知到了，我就很猶豫。當時年齡還小，一個人出門在外，所以心里就很糾結，我可以跟大連的學校說我不在這里讀而去清華，是有這個自由的，但這邊老師還給我做工作，說大連有多么好，所以當時就留在了大連。關于專業，當初家里說去學個醫吧，但我怕動刀，在中學時我數理學的比較好，家里說去學理工吧，那時候工業建設需要，所以就考了工科。至于工科的志愿也都是盲目的，我清華報的是化工專業，那可能就到了化工系統。與清華失之交臂，進入了大連理工，后來又有機會進軍校。

因為那個時候一般工學院沒有單獨的電訊系，只有電機系，電機系里邊有一個電力組，搞強電的，還有一個學電訊的弱電組，只有強電和弱電之分。而大連工學院那時候，從國外回來一批專家，從香港來到大連，他們覺得弱電放在電機系里面不太合適，因為信息的發展已經很快了。大連工學院成立電訊系是全國第一個，所以我們考試的時候不知道電訊系，就是考的電機系，準備在電機系里邊學弱電，弱電就不是搞強電，就是搞電訊了。東北剛解放的時候，1950年，我們都到了東北，一看有個電訊系是搞弱電的，所以我們到大二的時候就由電機系轉成了電訊系。

記者：丁老師，你是在什么時間參軍的？當您聽到參軍這個消息時心情是怎樣的？

丁鷺飛：我是在大二時參軍的，因為電訊系關乎軍隊的建設，抗美援朝時期，那個時候主要搞通信，部隊很需要，于是整個系連老師帶學生全部參軍了。一參軍就換上軍裝，就進軍校了，電訊系參軍搬到了張家口，就是西電的前身，當時是軍委工校。我們去的時候就知道部隊需要人，去了以后學業繼續，還是技術學習，因為老師也都去了，整個系都搬去了。當時女學生不是很多，原來抗美援朝參軍的一批女同學，因為一開始學習蘇聯，授銜女軍官的比例很少，所以把女學生全部轉業到地方了。我們因為大學學了好幾年了，快畢業了，就留下來了沒有轉，一直學到畢業，最后的畢業證發的是通信工程學院的。畢德顯院士當時是我們的系主任，還有很多老師。這個系在我們來張家口之前是軍委工校的一部，主要是學工程的，當我們整個系搬到張家口以后，師資力量就強了，不久就改成通信工程學院，就正式變成學院了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建制，學院里面系就分了，包括：無線系、雷達系、有線系、計算機系。原來只是學工程，而且是通訊方面的多，成立通信工程學院以后，緊接著是學蘇聯，基本上是按照蘇聯紅旗通信學院的框架，就有了通訊系：無線通信、有線通信、雷達系統等。

聽到參軍的消息還是比較高興，當時抗美援朝參軍不容易的，特別在東北，學生比較少，好不容易從南方來了一些學生，南方參軍比較容易，北方的學生特別是東北的學生從學校直接參軍的比較少。

記者：丁老師，您剛才提到參軍之后就從大連搬遷到張家口，您能給我們講述一下張家口時期的生活嗎？

丁鷺飛：張家口是塞外，當時是很苦的。我們就住在張家口勝利公園旁邊，住的就是日本兵住的兵營，矮房子。張家口溫度比較低，宿舍就燒煤爐，住在炕上，是連鋪炕。做學生的時候，那個炕上大概要睡七、八個人，一個挨一個。一般是進屋以后是一排炕，爐子只能放在一個地方，離得遠的就會冷一些。當時是燒有煙煤，很嗆。因為是有煙煤，火比較旺，所以燒得很快，在半夜值班的干部或同學就來加煤，加煤來保持這個爐子是熱的而且還不能把同學吵醒。吃飯就在食堂里，張家口吃面食比較多。在大連我已經鍛煉過一段時間了，大連的生活也很艱難，在大連的時候，主食是苞米，吃苞米蒸的發糕。現在認為粗糧是很健康的，但是當時天天吃就受不了了。而且苞米蒸的發糕，這一頓吃不完，剩下的再蒸一下再吃。我在大連的時候，每個禮拜有兩次加餐，吃一頓米飯，吃一頓饅頭，其余時候都是吃發糕。在大連吃了一年多苞谷面，所以到了張家口還是可以適應的。那時候年輕，我們南方人去的很多，因為剛解放，大家都愿意到老解放區去，所以就到了北方。那個時候還有一些華僑，我們班就有幾個華僑。剛解放的時候，很多海外的華僑就回國了，是華僑的子女回來了，他們的父母可能還在外面，那些華僑子女回來讀書，有香港的、東南亞的。這些華僑一開始也在大連，然后一起到了張家口。

記者：你們從張家口搬到西安，您初來西安的印象是什么？到了西安之后的生活又是怎樣的？

丁鷺飛：58年我們搬遷到西安，當時搬遷不容易，還要帶上設備，學生是用車皮拉過來的。當時我們準備搬遷的時候，西安校區已經建設了。我剛來西安的時候，這一塊周圍都是麥地，是一個郊區，現在我們看主樓很矮了，當時主樓是很高的一個建筑。現在白廟村都擠得滿滿的，沙井村就是最近十幾年建設的，那個時候全是麥地，我們要到最近的西工大去都沒有路，二環這片都沒有路，跟農村一樣，踩出一片地來就是一片地。

學校是58年搬到西安的，搬過來不久搞科研大會戰，我們一些教員就抽出來搞課題。當時成立了五樓研究室，研究課題的人在五樓。進入五樓是個很難的事情，主要是要審查家庭、社會關系。到五樓的政審比較嚴格，上五樓還要有專門的出入證。當時雷達的課題就有好幾個，還有和外單位合作的，我當時所在的組就和航天部二院合作。五樓都有通宵燈，里面的同志們都是加班加點。我當時還沒有孩子，每天都待在研究室做研究，課題也取得了一些進展，后來59年以后，因為有了孩子，我就下來了，他們那個課題還繼續，有一部分沒有做完，二院就去做了。

記者：丁老師，從張家口搬到西安之后，又有一次搬遷的經歷，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？

丁鷺飛：因為雷達很重要，要專門成立一個學院，于是就成立了雷達學院，搬到了重慶，雷達和雷達有關的專業都去了。雷達學院大概成立了兩年左右，又發生變化，這個學院要一分為二，一部分歸國防科工委，主要是搞研究的；一部分歸總參通信兵部，主要為部隊服務。那兩家都需要專業人才，所以就把雷達學院一分為二，一部分從重慶回到西安，我就又回來了。雷達部一分為二，一部分歸國防科工委，一部分歸總參通信兵部。然后把西電的通信專業一分為二，一部分歸國防科工委，一部分歸通信兵部。到了66年轉業的時候，上面的精神是認為西電的專業主要是技術，和部隊直接方面聯系不大，我們就整建制轉業了。

當時我們留在重慶或是回到西安都是組織劃定的，就是分配你到哪你就去哪。留在重慶通信工程學院的干部保存下來的一部分人，后來又到了南京成立了通信工程學院，畢德顯院士去了南京，他是從重慶到南京，是那個學院的副院長。

記者：丁老師，您畢業之后完成了從學生到老師這一角色的改變，您從教時期的情況是怎樣的？當時雷達還是新事物，招收的學生多嗎？

丁鷺飛：我畢業之后就留校了，留校當時有一定的比例，因為學院剛成立，早期的幾批學生相對來講有一點優先權。戴樹蓀老師在大連的時候比我高一屆，樊昌信老師是北大畢業，保錚院士也是我們那里的，和戴老師是同班的，他們在大連工學院的時候比我早一屆，后來他們是按照正規的大學四年就畢業了，我們這一班學習蘇聯，課程里面加了很多東西，我們學了五年多。

因為我是雷達系畢業的，留校后就在雷達教授會做教員，教授會就是現在的教研室，教授會這個名字可能是跟蘇聯學的。那個時候我們雷達系大概分了兩個教研室，一個是雷達基礎方面的，搞有關雷達基礎的，如自動控制等，我所在的教研室是搞雷達軍用機的，又叫軍用機教授會。上世紀60年代成立的雷達教研室有40多名教員，戴老師是教研室副主任。發射組專門搞雷達發射機，接收組專門搞雷達接收機，導航組搞導航，雷達組搞雷達，有四個組，每個組有10多人。當時老師們都有軍銜，在部隊里面收入比地方相對好一些，教研室老師之間特別明顯的上下級關系，關系都很融洽。

當時西電的雷達工程系幾乎是全國第一家，以后像北工、清華才陸陸續續有了雷達系，所以我們比較早。后來有雷達專業的就比較多了，改革開放以后要加強基礎。之后雷達不作為一個系，而是在電子工程系下面有雷達方向。因為當時我們是第一家，實際用的教材主要是自己編的，編的時候老師們就看材料看資料。50年代蘇聯的書籍比較多，所以我們主要是看他們的書，然后把他們的書和課程結合起來編寫我們的教材。也有個別是翻譯的，還有較少整個翻譯過來的，主要是老師們自己看，看完消化之后自己編寫。

那個時候雷達系的學生每年一個班，一個班幾十個人。由于學生直接為部隊服務，就要學軍用機，軍用機有幾部典型的雷達，有跟蹤雷達、搜索雷達等。學生還要到機器上去實際操作。學生畢業之后總的來說是到了部隊，但是真正下部隊的不是太多。軍校留了一些學生，剛解放時我們國家只有一個雷達修理廠，自己不會做雷達，就把收繳的雷達進行修復，然后仿造。第一個五年計劃特批，把我們這一屆學雷達的一部分人就轉到地方上去了，他們學習俄語，學完俄語之后準備派到蘇聯去接產品，接回來之后仿造，所以我們班里很多人去做這個事情了。后來中蘇關系惡化，他們就留在工廠研究所搞技術。現在我們雷達方向有一位院士，王越院士，就是我們班畢業的，畢業之后本來應該到蘇聯去，后來沒有去成，就留在了研究所里，他工作很好，現在在北京。

記者：丁老師，您從教多年，誨人不倦，為什么您編寫的教材成為教材暢銷書？您當時是怎么樣組織編寫教材的？

丁鷺飛：我們編寫教材的時候是非常認真的，因為白紙黑字寫在這個地方，寫下的話自己要負責一輩子，再者教材寫了要影響很多人，如果寫的不對的話你自己也過不去，你傳遞了錯誤的東西給別人。編寫教材應該是多年教學的積累，好多問題是你上課怎樣講解別人是容易接受的，而且能把基本的規律反映出來。編教材的人一定要是講過課的，自己對這一門的內容比較熟悉，而且教材本身不是資料的堆砌，而是知識有機的貫徹。所以我們這個教材八零年是全國統編教材，我們負責的這部分根據使用情況有所修改，原來很厚，后來分成一個雷達原理，一個雷達系統，雷達原理部分又根據技術的發展逐步修訂。我認為好的教材關鍵還是內容要好，講述的方法對人的思想有所啟發，不是死板的東西，是活的東西。有人找我繼續編寫第五版的教材，我說我不能寫了，因為我脫離教學實踐很長時間了，我寫不出新東西來了，創新不出東西來了。教材編寫是需要花心血的，不能隨便編寫。

編寫教材時，是整個團隊去編寫，而不是一個人完成的。我當時主要采用統一編寫思緒，再分配任務的方式，通過發揮每個人的長處，把思想貫穿下來。雷達牽涉的面很廣，哪個人熟悉哪部分就負責哪部分。編寫教材時人與人要相互信任，把物質和名利看淡，既不能做損人利己的事情，而且還要讓利，假如把這個放開，那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容易處了。我們那個時候思想非常單純，單純到我這一輩子能做一點有益的工作就覺得比較滿足了。目標看遠一些，定位在認真做一些工作，干成一些事情。

記者：您能給我們舉幾個當時學風或者教風嚴謹的例子嗎，比如集體備課，編寫教材之類的，您親身經歷的或者是教研室做的。

丁鷺飛：不光編寫教材，當時教師在備課上的責任感是很強的，一心想把課程講好，而且講的一定要讓同學搞清楚。每堂課都要搞得很清楚，所以教師準備一次課花的精力是很多的，這堂課沒有備好真的是飯都吃不下了，課首先要自己把自己講通了，然后什么地方不行，查有關資料，旁證你這個說的是對的，所以備課是非常嚴謹的。備課之后要試講，新教師試講的次數要多一些，教研室主任也要試講。試講時，教研室的同志一起聽，因為都是內行，一聽哪個地方講的不對、不合適，都要給你指出來，所以試講的時候，講課的老師很認真，聽試講的老師也是很認真，存在什么問題肯定要指出來。教學上試講指正的方式主要是兩種：一個是教研室試講，另一種是老師講課的時候組織大家都去聽，然后評價。那個時候對講課很重視。

記者：您覺得軍隊作風對人才培養的“西電現象”有什么影響？您認為怎么把西軍電的優良傳統融入到當今人才培養上？

丁鷺飛：部隊的管理很嚴格，學生年輕的時候自由散漫，有一些不好的習慣，那個時候有行為規范，要按時起床、上課，在管理上還是很嚴格的，年輕的時候把一些壞習慣整治過來，那個時候還要上軍事課，半夜去野外拉練，給你一個地點，你看著地圖回來，可以增強生活能力。學術上的自由要有，培養一些吃苦耐勞的品質是好事情。

我認為西電的學風是比較扎實的，你懂就是懂，不懂就是不懂，所以我們教學的時候也是一定要先把這個問題搞得很清楚，而不是稀里糊涂的，因為真理是很簡單的，是不是事實也很清楚。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很強調概念要清楚，要把這個問題本身自己搞清楚，我覺得這是一種科學的態度。再者是實際的肯干，不是只耍嘴皮子，是扎扎實實去干。搞一些東西出來還是需要這種踏實肯干的作風的。

現在我們的學生在外面還是比較受歡迎的，學生基礎比較好的，動手能力比較強。當時有實習工廠還有實驗室。學風比較好，作風比較扎實，肯干。